原作：Leslie T. Chang
无授权。涉及敏感内容，该书译本《打工女孩》并没有收录该章。
China：瓷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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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是在康熙年间，十八世纪的某天，一个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了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，移居满洲，这篇丰饶的处女地能够让任何人重获新生。那时候北方村镇或多或少都有移民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走出去的都是有事业心的年轻人。张华龙有两个儿子，后来迁到了吉林六台村，当时那个地方由于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而被称为穷人村。张家的后十四代人里都有人在那居住过，而我是第十一代。
和改开初期的瓷国流动人口一样，我家祖上的迁移也不合法。1644年，满族人征服了中原，建立了清朝。然后，为了垄断自然资源、保护家乡，他们宣布禁止汉人进入满洲：他们相信只要边境还完好无损，就能巩金瓯，承天畴，民物心浮藻，将每个王朝都会经历的衰败扼杀于摇篮之中。为了封锁满洲，统治者要求建造两百公里的屏障并植上柳树，这道屏障从长城东北穿过今天的辽宁和吉林，途中设置了许多森严的关卡。
这道分界线被称为柳栅，但它甚至比长城还要透风。1681年完工后仅过了二十年我的祖先就突破了它，并且移居六台。这个地名的意思是第六个驻地——一个在边境上专门用来防范像他这样的流民的塔楼。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，我的先祖成了农户，他们种植大豆和高粱，住在原始森林环绕的木屋里。
在十九世纪后半叶，北方的农民遭受干旱和饥荒逃难到此，满洲里的人口开始暴增。这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，涉及2500万人口，改写了历史的庞大移民潮。满洲里的经济迅速发展，新建的铁路从内陆通向大海，通向国外的市场。外国人则发出令人屏息的预言，1910年，一名英格兰领事在天津写道：
“毫无疑问，满洲里对于欧洲市场而言，很快就会变成足以与北美竞争的农产品产地。哈尔滨的面粉厂……在本土市场的销售价格是北美市场根本无法企及的。北美在农产品销量下滑上受到的打击，是加工制造业的增长也无法弥补的。”
我的家族在这股强风中跃升为望族。我的祖父张亚南买了有一台榨油机和一个面粉磨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成为了六台最大的地主。在1890年前后，在张亚南本人的监工下，张氏家族拥有了一个有五间主屋、八个侧翼的大院。祖宗牌位占据了最中央的屋子，其他活人吃住在边上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式家庭生活方式，死人凌驾于活人之上，子女的孝道被砌进屋墙。
这间大院被命名为“新发院”，它的名字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。大院被高墙和每一个角落里成堆的驳壳枪牢牢地保护起来，还有一个专用的民兵组织来抗击土匪。
食物可以度量一个家庭的财富，在新发院，所有手下伙计都能吃上蒸豆包，管够儿。那些工人感念这恩情，编出了一首小调儿，哪怕是在一个世纪后，我的父亲还能回忆起来：
新发院，好地方。
狗领路，人发粮。
两斤半的豆包儿香。
清末，我的曾祖父得了官职，朝廷发了他三百两银子去建一个宗庙，因为约定俗成地，如果有人入仕，他就必须以儒家礼制供奉先祖。我的曾祖父纳了四房妻妾，在家里建了私塾给九个孩子——有儿有女。也许正是因为我曾祖父的升迁，朝廷还追封了他的父亲三品将军职，并且拨款让他建一个牌坊以彰其孝道。这样，一个无中生有的名门望族就诞生了——农民成了将军，磨坊主入了仕途，并且在边境之地开展了新生活，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
我的曾祖父还遵循了儒家礼制的其他规定，他修订了从闯关东时代开始的家谱，还定下了以后二十辈的家族成员名，这些名字能够组成一首诗：
凤立同兴殿，
鸿连育宝朝。
万传家庆言，
九阳国恩照。
我的家族发迹太晚，直到大清将覆才蒙其恩典，宗庙、灵位、碑文、画像、牌匾和活生生的张氏族人，都将毁于下一个激荡的世纪。但雁过留痕，我是同字辈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同禾——这一切在一个世纪前，就已经由我从未谋面的曾祖定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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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祖父张春恩1899年出生于一个张姓村，小时候他在家里私塾上学，能够熟背他其实根本无法理解的四书五经，那时候的教育是为了让孩子品行端正，早早地让他学会遵循温良恭俭让。读书的最终目的是科举考试，这是一种千年都未曾变化的制度。
但是在我祖父的童年，世界已经分崩离析。十九世纪，东西方之间发生了巨大冲撞，在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后，这个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对侵略者开港通商，给予经济优惠。改革者因此归罪传统教育制度，并且最终在1905年废止了科举考试，开始兴办新学。1911年，我的祖父刚刚步入少年，清朝亡了。
哪怕只是个孩子，我的祖父还是决心离家，只有离开小村才有机会成功。他的哥哥张凤恩必须继承祖产，但是作为二儿子，我的祖父还是有一些优势，他来去自由。1913年春天，他进入了吉林省立中学——省里的第一所新式学校。他不再学习那些经典，而是学习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科学。三年后，他进入了全国的最高学府燕京大学，就此离开了家。
燕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沿海地区的商行富家，我的祖父是被排斥的，就像哈佛来了一个科罗拉多的矿业镇的奖学金男孩。但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心，这所大学也吸引了其他省的有志青年，毛曾经和我祖父一起在图书馆工作过。在北京大学档案馆，我找到了一本线装书，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载了1917届法律预科生的考试成绩。我祖父并不擅长外国学科，他的西方史和英语文学都是70分，汉语80分，逻辑学90分，平时成绩100分。
如果接受传统价值观的教育，我的祖父可能会在获得学位以后成为公务员，但是新学把他领向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获得了赴美留学的奖学金，所以他大二就从北大退学了。在离开前三天，他遵循父母之命，和一个叫李秀莲的女人结了婚，然后他就登上了向东的船。
我的祖母当时在北京女子学校读书，那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招收女学生的学校，她的专业是物理教育和音乐。她参与过学生运动，抽烟，还给自己改名叫李襄衡，因为她的旧名字实在太常见了。毕业后她在吉林市的一所高中任教。
七年里，她一直向大洋彼岸写信——寄到那个判她孤独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又一个接一个地收容了她的子孙的国家。那些信都没有留下，所有关于我祖母的记载都藏在我祖父日记里的只言片语里，她的关切、孤独和偶尔的坏脾气，就像是树丛中闪现的野生动物眼中狡黠的亮光。
“我母亲病了，襄衡打算回家。
“我买了一双鞋寄回家给襄衡。
“襄衡信里说她被人冤枉，受了委屈，还大闹了一场。
“我收到襄衡的三封信，都在催我回家。但是我有自己的计划，我还不能回去。”
我的祖母也想过去找我祖父，但我祖父立下了规矩：女人不能出国，女人得待在家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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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夏天，我的祖父回国了。他到家那天，他父亲在村里组织了一场大庆典，这个喝了洋墨水，大大光耀了门楣的二儿子显然是他的心头肉了。第二天，宗族长老请出了家法——一根木棒，用来打他，这是传统宗族规训子嗣和仆人的手段。这是因为在美国，我祖父没有请示过父母就擅自决定从文学转系到矿业工程专业学习，更不要提七年来他都从没有跟家里讲过任何学校的事。在中式家庭里，父亲的话就是法，最后我的祖父被打得几天都没法好好坐着。
他的父亲要求他留下来经营家业，但是这个年轻人很坚持：他厌恶大家族的琐事纠纷，避之不及。他找了一份煤矿的工作，在哈尔滨附近的穆棱市。
1931年，日军侵入了满洲里，在六个月内实现了完全占领并建立了名义上的独立伪满洲国，作为日军的殖民地。随着日本人的迁入，我的祖父母逃亡到了满洲里的南部边界。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沿着铁路和公路一路占领了东部和北部的城市。未被占领的地区不断向内陆退缩，我的家族也随着搬迁。满洲里的家变成了一个只能在故事和童谣里听到的地方。
战争催生了百万移民，在八年抗战期间（他们这样称呼二战）有过两次迁都，从南京到武汉，以及1938年从武汉到重庆，深入西南以致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干线无法安然无虞地跟进。天堑之中，gmzf等待着援军来击败日本。
1937年战争爆发时，我的祖父是一名工厂经理，正在河南协助运输设备，他们的目的地是五百里外的四川。作为一个负责战时工业建设的公务员，他被派往远方的矿区督查技术产品生产。他这个人一向身先士卒，如果觉得没有问题，他会寄信给我祖母让她跟随。
他们的五个孩子都出生在偏远的矿业镇，他们的大女儿奈莉生于哈尔滨煤矿，那是我祖父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。我叔叔卢克和我父亲在河南中部的矿区出生，姑姑艾琳在四川煤矿，叔叔李奥在湖南汞工厂，这些分散的地点串起了我祖父的理想。许多留学生归国后都会在大城市发展，但我祖父认为他的工作只有在落后地区才有意义。
人际间的纽带很轻易地就被战争打散，这世上最简单的事莫过于从此和某人断了联系。张家每每搬到一个新地点，把孩子们送进新学校，几周后就离开了——叔叔卢克小学六年转了七次学。和乡下老家联络更是艰难，到满洲里的信必须在敌后不断打转。
更惊人的是人们的重逢，仗快打完的时候，一个英俊的大学生走进了重庆一个国有矿业的员工食堂，并且一眼认出了我祖父。他叫赵宏志，赵家和我家曾是在河南时的故交。赵宏志被请到了我家吃完饭，后来他开始追求我姑姑奈莉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。
家族也在战乱中得到了重塑。我祖父的哥哥忙于打理祖业的同时，他的儿子张立骄来到了北京上学。当时他住在我家，在传统中式家庭，堂表亲就像是直系亲属一样，我爷爷给了立骄一个房间，并负担他的学费。“立骄大哥”是叔叔和爸爸从小敬佩的人。后来，祖父举家搬到重庆，立骄也跟着他们走了。
战争对我祖父打击很大，除了死亡和废墟，还造成失约、停工甚至拆毁，有时他会怀疑自己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意义。
7月17日，1940年
这几天过得很快，也很没意义。首先，我没有朋友，因为我在山里长大，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。第二，我对人生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只知道矿和矿上的活。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还没想出来。我这辈子已经这么过了42年，我真的非常悔恨。
1939年夏天，曾祖父张亚南病了，他从吉林市回到了家里的农庄。按照宗法，我们这样的家族将为他举办盛大的葬礼，但曾祖父留下遗嘱，要求白布裹尸，穿草鞋，像苦行僧一样一切从简。因为他的祖国还在日军的占领之下，他要戴一顶白帽子，上面绣着“抱憾终天！” 我的祖父第二年才知道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作为一个孝子，理应为父亲举办葬礼，但是战争让他无法回家。
3月24日，1940年
意外获知爸爸的忌日是这个月五号，前年夏天他胃里长了个瘤子。从冬天开始，他就只能每天喝奶粉了。在病中，他非常想我们。今年他该七十五岁了，他身体很硬朗，我觉得他能活到八九十。肯定是因为国难当头，他才忧虑折寿，我与敌寇不共戴天……
1931年9月18日我就离开了家，九年了。我祖父和我父亲都已经去世，人生多舛！为人子，为人孙，我可怎么报效他们！怎么报效这个国家啊！
清朝覆灭时张亚南45岁，他活得足够久，久到能够看着他熟悉的世界被另一个陌生的国家取代，他的女儿们想要离家旅游，儿子们抛下老父去陌生的地方工作。他从未赞同过，也许当他的儿子离开家时，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了愤怒或痛苦构筑的屏障，但是传统决定了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日记里。
TBC